[24] 参见李样举：《论国家立法权具体化功能的宪法控制必要性——以法律冲突为视角》，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1期，第20-22页。

[6]条件规范或条件程式与目的规范或目的程式这对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区分，See Niklas Luhmann, Law as Social System, translated by Klaus A. Ziege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96-203. [7]有关我国当下立宪主义的近代课题与现代课题的区分以及整合的可能性，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7页。不过这种审查容易超越法律的问题，过度地介入政治问题可能会导致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结果。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有利于推进宪法贯彻实施、维护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政体、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8]而且四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得国家如何以积极的姿态保障基本权利的问题亟待解决，合宪性审查的现代课题也同样有待完成。在法治的权威性有待确立的社会，合宪性审查可以对法律体系的缺陷进行弥补，有效防止风险不断累积造成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危机。[21]参见[日]佐藤幸治：《宪法诉讼与司法权》，日本评论社1984年版，第160-161页。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大量的维权事件依然呈现高发态势，但作为权利救济机制的司法尚未尽善其责。

[2]制度化的合宪性审查将是未来宪法实施的一个重点方向。因此，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有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合宪性审查的特殊性。(59) 除了最高检审查要求权的实质化，地方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上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1975 年宪法仅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删除了 1954 年宪法中关于检察机关的全部条款。第 82 条规定了最高检检察长的任期和检察院的组织，第 83 条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第 84 条规定最高检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4)  有关检察权性质的讨论，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是行政权。(20)  参见胡卫列：《行政检察的发展与探索》，载郑新俭、董桂文主编：《民事行政检察实务讲堂》，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6 页。

《宪法》第 91、109 条分别规定了国家和地方的审计监督。(18) 这实际上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阐明了坚持法律监督机关定位的宪理基础。

申言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既开辟了行政检察的新境界，也夯实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8) 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6 年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第 113 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对于所有的部和这些部所属的机关以及每一个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严格遵守法律，行使最高检察权。(18)  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6 页。参见前注 (7)，韩大元书，第118 页。

（二）第二阶段：法律监督机关和检察权的并行设置 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一个法律语汇并非源自宪法，而是 1979 年的《检察院组织法》。1978 年宪法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设置，相较于 1954 年宪法，前者增设了最高检对各级检察机关、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条款。（三）目的解释：法律监督旨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 目的解释是根据能被认识到的规则体的目的及其基本思想而形成的解释(52)。1954 年宪法后，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检察制度一度遭受重创。

(2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1 页。注释: (1)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8 页。

这使得法律监督机关基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之目的而履行合宪性审查要求权只能在检察机关依法履职过程中呈现，而不能代替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进行合宪性审查，此亦是我国宪制结构和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使然。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司法权。

其五，2018 年现行宪法迎来第五次修正，宪法上的一项重大调整即是确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将监察委员会写入宪法，人大主导下的国家权力结构由一府两院变为一府一委两院。(27) 我国宪制基础及国家权力架构的独特性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作为宪法概念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内涵渐次生长和丰富。（二）法治政府：着力提升对行政权监督的质效 在公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因其主动性和行政体系的庞大而面临较大的法治风险，实践中产生的诸多违法行政、行政不作为等亦为公众所诟病，从根本上影响国家权力分工制约之宪制原则的实现。(31) 其中，党的监督具有根本性，人大监督带有主导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以及政府的审计监督则是在人大的监督之下按照各自权限和职能开展的监督工作。第 3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大家一致认为，在事关检察机关性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检察机关此种传统社会功能的定位，其个案效果比较突出，但社会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42) 诚然，从有关司法解释看，诉讼监督似包含有执行监督，(43) 近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亦将执行监督纳入诉讼监督工作内容。《宪法》在总纲第 2 条第 2 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应当尤其重视国家法制统一和权威的维护。(71)  参见徐日丹、刘亭亭：《全国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6300 余件》，载《检察日报》2021 年 2 月 24 日，第 1 版。

即要建设法治国家，必然要求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关于该项制度的创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依此，法律监督之法律不宜限定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狭义法律层面上，还应当包括法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更甚的是，检察制度从其诞生至今，有关检察权性质的讨论仍莫衷一是，俨然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学说纷呈的永恒主题。

(49)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76-1477 页。其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创设。

由此，经由《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两大诉讼法的制定和修正，宪法上法律监督机关的内涵在实定法层面得以充实和拓展。总体上看，我国法律监督机关既非苏联检察体制的翻版，亦非西方三权鼎立模式的移植，而是走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以实行法律监督为己任的独立发展之路。

第二个内容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 同时受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以保证检察院对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监督(46)，采双重领导制。因此，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具有互补性，旨在确保国家权力监督不留死角。

由此，1982 年宪法接纳了 1979 年《检察院组织法》第 1 条的表述，在第 12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 吊诡的是，不论是检察院的存废之争抑或检察权性质的模糊不定，似乎都不足以撼动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从人事任免看，检察长的任免具有不同于政府首长、监委主任、法院院长的程序设置，根据《宪法》第 67 条第 13 项、第 101条第 2 款，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首长之检察长，除了由本级人大选出和罢免外，还须经上级检察长报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省级检察长的任免还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是法律监督机关之国家性的有力彰显。综上，通过追寻检察制度的发展历史，有关检察权性质问题的讨论莫衷一是，检察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也在不断演进，但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自 1979 年入法、1982 年入宪至今一直未变，并随着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法律监督的涵义渐次丰富，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得到强化。

申言之，我国现行宪制下已经构建起党的监督、人大监督、监察监督、检察监督、审计监督五大国家权力监督体系。除行政公益诉讼外，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亦是检察机关提升法律监督质效的重要发力点。

三、法律监督机关的宪制功能 法律监督机关自 1982 年入宪至今近 40 年，其间现行宪法历经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和 2018 年五次修正，尤其是 2018 年的宪法修正，监察机关的入宪使得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发生重大调整，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岿然不动。(43)  参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 7 章、《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 7 章。

(59)  参见韩大元：《坚持检察制度的宪法基础》，载《人民检察》2016 年第 16 期，第 20 页。第 131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